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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公开的秘密 从张杨导演的一夜风流“被公开”讲起，多数公众人物并不会主动分享自己的性生活。一是因为性的污名化，实在深入人心，社会主流对于性道德的标准又极高；二来有些公众人物，尤其是娱乐明星，身上担负着贩售性幻想的隐性职能。不用说性生活了，公开恋情都需要谋篇布局思量再三。想想前不久公布恋情的某某，一夜之间失去了多少心碎的女粉丝！ 但这被隐瞒的性生活却又是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吧。这倒未必是窥淫癖（scopophilia）的心理机制作祟，而是天性使然：越是遮得严实，就越是想看。 他们自己不肯说怎么办？这很简单，爱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做的。成千上万嗷嗷待哺的娱记和吃瓜群众，早就在评论区等着，尊称小二姐们一句活菩萨了。张杨导演往前数不久，还有当时可以被提及的吴亦凡和小G娜。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设，又怎么架得住两张床照。 过去常有人疑问，明星如果与粉丝发生性关系，是否一种不对等的性行为？ 现如今社交媒体改变了传播方式。一旦这样的关系真的发生，粉丝又有爆料的平台时，粉丝掌握的信息，就成为一种相对于明星的权力，或者说把柄。性革命与信息革命共同带来了这种另类的平等，说它另类，是因为这种平等与双方的角力共生。 主动性与表演式讲述也不是所有明星都不分享，曾经看过香港的分级谈话节目《今夜不设防》，哥哥张国荣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分享自己的破处经历：自己如何与当时的女友看落日，又如何由香港出发去澳门开房，许多粉丝至今都赞张国荣的谈吐色而不淫。 台湾地区的综艺也有聊性传统，在已经停播的《康熙来了》里，鼎盛时代的小s最爱逼问男艺人初夜经历，分享者有人害羞、有人痞气，即便知道这是节目效果，但是对我等直女观众来讲，在缺少谈性说爱氛围的社会里，倒也颇具观赏性。 欧美地区在娱乐性的大众媒体上，对性的态度更开放些，在全国性的谈话节目里飙起车来，车速让人晕眩，在缺少文化背景和俚语典故的前提下都能开怀大笑，相信当地居民一定不会在性的事情上过得太苦。笑过之后，现在美国他们估计更担心的是两党冲突所带来的社会撕裂，在性的议题上产生了许多平行的政论时空，但不阻碍普通个体的愉悦。 这些搬上屏幕的内容，我更愿意称之为“表演式讲述”，被讲述的内容可能为真，可能为假，但都是经过思考与加工的，更像是贩卖性幻想的一部分——虽然未必是自知的。另一方面来看，他们在讲述时一般需要隐去“另一方”，这是对彼此的基本保护。 倘若超出这个限度可能就不被接受了，香港某个男演员因有一次无意走漏了风声，被人猜出与当时圈内女友的私人生活，如今几十年过去，仍被人视之为黑历史。 不过有趣的是，这种讲述者普遍是男性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是一种表演，男女情欲在镜头面前也并不平等。 一般认为在性保守的地区，少有女明星能公开大胆地分享自己的性生活。台湾的综艺主持人即便在镜头前反复表演情欲，个人生活里却还是要当传统的贤妻良母来“以正视听”。 早些年（早到现在的00后都没听过），“身体写作”的晚生代作家周卫慧（1973年）、木子美（1978年）等人靠文字坦露情欲，网上随便一搜，大部分人仍然孜孜不倦地对她们进行荡妇羞辱。 这个矛盾目前看来不可解：你被曝光与男性睡觉，你是客体；你主动娓娓道来自己与谁睡觉，你仍然要被当作是客体。哪一天我们能享受平等地讲述性生活的自由？希望那天早点到来。 “我和某某睡了，但你不要告诉别人”前面提到，小说《繁花》开篇，是市井的小贩陶陶拉住沪生，讲自己与老婆芳妹的性生活：芳妹如何雨夜云朝，如何要了又要。沪生并不对陶陶特别耐烦，这一节却不响，认认真真地听陶陶讲完。 性生活是几乎所有成年人之间少有的共同话题。再君子的人，可能也免不了在别人的自曝面前，闻一下其详。 类似于口述史，“口述性经验史”的可信度有时被高估。人们会倾向于相信，那些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，一定真诚可靠。 虽然大部分人分享时也无恶意，但我们不妨维持一点听者的清醒与自觉：爱需要两个人做，而讲述却往往由其中一个人完成。Ta尽可以自吹自擂、贬低对方；也可以自欺欺人、修辞夸张。对不在场的一方而言，现实可能并不是这样。 更何况，性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赋予了太多意义，其中的大部分又相当负面。性在被叙述的过程中极其容易被异化。如果有男性吹嘘自己与处女睡觉，他谈论的是一个关于处女情结的谬论。如果有女性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性来换取别的资源，她谈论的是一种自我物化的可能。诸如此类的叙述，多少都有不公在其中。 所以对这样的叙述，保持一些警惕极有必要。但我必须承认，我实在不能遵守“非礼勿听”的君子守则。我还经常用真诚的眼神鼓励对面期期艾艾的朋友，让ta大胆讲出来。 福柯说，当性被禁止讨论时，它反而会以一种另类的讨论、即更多的权力与管控存在。我很愿意人们在健康的性观念之上多多谈论探讨性生活，用这种微小的快活，去对抗和解构那些更大的话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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